爆炸声响彻乌克兰普里皮亚季的夜空，核电站第四号反应堆的屋顶被炸飞，火焰直冲千米之高，放射性尘埃随风飘散，而当时的人们却不知道，这是噩梦的开始。

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3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第四号反应堆的操作人员按下“紧急停堆”按钮。然而，等待他们的不是预想中的安全停机，而是一连串剧烈的爆炸。核反应堆的盖子被炸飞，8吨多强辐射物质被抛向空中，辐射剂量达到允许指标的2万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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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的居民看到了核电站方向的火光，却以为只是普通火灾。没有人告诉他们，这场大火将会改变无数人的命运，也没有人告诉他们，空气中漂浮的放射性尘埃是致命的隐形杀手。

灾难降临

爆炸发生时，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工人和附近普里皮亚季城的居民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现场一位消防员回忆说：“我们看到散落的石墨屑，一个消防员捡起来看了一下，说‘这是热的’。” 这些石墨屑是反应堆核心的一部分，辐射强度极高。

第一批赶到的28名消防员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冲进火场。他们脚上的靴子陷入被高温熔化的沥青中，却依然努力灭火。其中一位消防员在出发前开玩笑说：“如果我们都能活到早晨那是非常幸运了。” 这句话不幸成真。

这些消防员中，28人因急性辐射病在三个月内死亡。他们不知道的是，反应堆的设计缺陷——控制棒石墨端在插入时反而会增加反应速率——正是灾难的关键。

当局迟迟没有向公众透露真相。爆炸发生后，苏联官方最初得到的报告只是“反应堆发生火灾，但并没有爆炸”。直到两天后，瑞典境内检测到放射物质含量过高，事故才被国际社会知晓。

在事故发生后最初几天，苏联政府的反应显得缓慢而混乱。附近村庄的居民在事故后48小时才开始疏散，而当时距离核电站仅3公里的普里皮亚季城，辐射强度已经达到致命量的几百倍。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尽管核辐射尘已开始扩散，普里皮亚季城仍在照常准备五一节庆祝活动。甚至还有乌克兰第一书记参加的庆祝活动。这种延误使得许多居民在撤离前就吸收了致命量的辐射。

直到4月29日，放射性云团飘至北欧上空，瑞典、丹麦、芬兰等国家向苏联提出强烈抗议后，苏联政府才在4月30日，即事故发生后近60小时，正式发布关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公告。

信息不透明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当局“担心会引起人民恐慌”，却没有意识到，及时的信息公开才是保护民众的关键。这使得救援的最佳时机被部分错过。

60万人的血肉长城

面对不断扩大的灾难，苏联政府终于动用了空前的人力物力进行封堆作业。空军出动直升机向炽热的反应堆投下了5000多吨含铅、硼的沙袋，以隔绝空气、阻止放射性物质进一步外泄。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约60万人被动员参加事故后果处理工作。他们被称为“清理人”（liquidator），大多数是军人、工人和科学家。他们的任务是清理核电站周围的放射性碎片，建造石棺封印受损的反应堆。

由于辐射强度过高，遥控机器人在这样的环境下也很快失灵。许多高辐射区域的清理工作不得不依靠人力进行。工作人员每工作两小时就必须轮换，以避免接受超量辐射。

1986年11月，在4号反应堆废墟上建起了钢和混凝土构成的“石棺”，把废堆埋藏在里面。这个石棺的建造动用了数万人，花费约180亿卢布，在当时与美元价值相当。

参加清理工作的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在事后健康受到严重损害。据统计，这60万人中约有5.5万人丧生，7万多人终身残疾。他们出现的心脏、胃部、肝肾以及神经系统疾病被专家称为“切尔诺贝利症候群”。

2011年3月，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因地震和海啸发生核事故。与切尔诺贝利一样，这起事故也被评为国际核事件分级表中的第七级（最高级别）。

然而，两国在处理核事故的态度和方法上却形成了鲜明对比。

切尔诺贝利事故中，苏联虽然初期应对混乱，但随后倾尽全力封堆，动员60万人参与抢险。而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在福岛核事故中的表现却备受指责。

东电在事故初期应对混乱。地震导致核电站日常和备用电源同时失效后，东电派出的应急供电车却因电缆太短而无法与机组联机。更严重的是，东电在关键时刻犹豫不决，考虑自身损失而非公共利益。

当需要注入海水进行冷却时，东电再度迟疑，结果1号机组在震后25小时左右发生氢气爆炸。一场原本有可能得到控制的核事故最终演变成一场核灾难。

东电还存在迟报、瞒报的一贯行为。在核事故发生后第三天，东电就掌握到3号机组堆芯损坏率已达30%，但一直拖到当年5月才承认堆芯熔毁。

不同的理念，不同的结局

两起核事故的不同处理方式，反映出完全不同的责任观念。

苏联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后，将核电站周围30公里半径范围划为隔离区，撤走所有居民。为处理事故后果，苏联不惜投入巨额资金，虽然初期石棺建造较为仓促，但后来与国际社会合作，加强了防护措施。

日本则选择了另一条路。2023年8月24日，日本政府启动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这一决定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对。更令人担忧的是，负责处理核污水的东京电力公司使用的ALPS系统无法过滤“氚”这一核素，而且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受到多方质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东电2015年8月曾向渔业团体书面承诺，“在没有获得相关方理解前不会擅自启动核污染水排海”。这一承诺显然已被打破。

与日本不同，苏联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后至少表现出了愿意承担代价的态度。据统计，苏联为处理事故后果耗资约2000亿美元（已计算通货膨胀）。这还不包括后续建造新石棺和长期维护的费用。

切尔诺贝利事故的长期影响远超预期。爆炸导致大约60%的放射性物质落在白俄罗斯的土地上。据估计，事故后共有320万人受到核辐射侵害。

健康影响逐渐显现。到1994年，切尔诺贝利周边地区已有564名儿童患甲状腺癌，其中白俄罗斯333名，乌克兰208名，俄罗斯23名。动植物也出现异常，如体格硕大的老鼠，苞蕾异常肥大的花菜等。

曾经繁华的普里皮亚季城如今已成为鬼城。核电站周围30公里范围内被划为“禁入区”，只有定期换班的监测人员与核电站工作人员可以进入。

即使是当年建造的石棺，也并非一劳永逸。经过多年风雨侵蚀，石棺出现了多条裂缝，整体结构已不那么坚固。在“石棺”外进行的辐射测量显示，当地的辐射强度达到每小时744毫伦琴，远高于安全值20毫伦琴的水平。

历史的教训

切尔诺贝利事故已经过去近四十年，但它的教训依然鲜活。

从技术层面看，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RBMK反应堆存在设计缺陷，特别是控制棒的结构问题和反应堆具有正空泡系数，使得低功率时非常不稳定。但更深层次的是管理问题和安全文化的缺失。

日本福岛核事故同样暴露了这些问题。东电有伪造安全记录、篡改监测数据、隐瞒反应堆故障的前科。而监管部门的失职，也使安全问题被长期忽视。

两起事故的不同应对，也体现了不同社会背景下决策的差异。苏联尽管有种种缺点，但仍动员巨大资源处理事故；而日本东电则更倾向于最小化短期成本，即便这可能带来长期风险。

石棺周围的土地至今仍残留着辐射。曾参加清理工作的人们，健康多年受到严重影响。一位清理人的话或许代表了数十万参与者的心声：“我们知道有危险，但这是我们的责任。”

而远在东亚的福岛，另一种应对方式正在上演。东电向社会公开征集可行的“除氚技术”，这已是他们第二次尝试解决这个本应在排放前解决的问题。

品行恶劣的小日本把核污水排放大海

切尔诺贝利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防线，与福岛选择将问题排入海洋的决定，形成了历史鲜明的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