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得意门生、他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私人教师。
他的研究领域:逻辑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生物学、动物学、植物学、气象学、诗学、修辞学……几乎在每一个领域,他都做到了“开山立派”的级别。
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欧洲的学者们如果想在学术上显得有分量,最常用的句式就是:“正如哲学家所言……”——而这个“哲学家”,不用加任何前缀,指的就是亚里士多德。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是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
然而,就是这位“全科大神”,人类智慧的“天花板”之一,却在物理学这个领域,留下了一笔长达千年的“黑历史”。
他告诉我们,重的物体比轻的物体下落得快、力是维持物体运动的原因,一旦停止施加力,物体就会停下;宇宙的中心是地球,日月星辰都在围绕我们进行完美的圆周运动;天上的东西和地上的东西,遵循的是两套完全不同的物理规律。
今天我们知道,这些结论,几乎……全都错了。
这就有意思了。
一个人的“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套“错误”的物理学理论,居然被奉为圭臬,像“终极答案之书”一样,统治了西方乃至阿拉伯世界的思想近两千年。直到伽利略和牛顿的出现,才算彻底将其“送走”。
这就引出了一个比物理学本身更耐人寻味的问题:
为什么是亚里士多德?为什么他的物理学——这个今天看来漏洞百出、充满“常识性错误”的体系——能够如此“坚挺”,拥有如此漫长而稳固的“保质期”?
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得先放下“上帝视角”,假装自己是个好奇的古希腊人,去看看他眼中的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要理解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首先要理解他的哲学。因为对亚里士多德来说,物理学压根就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物理学”,它更像是“关于自然的哲学”。
我们今天的物理学痴迷于“How”(如何发生)和“How much”(量级多少)。我们会问:一个物体下落,它的速度如何变化?(v = gt),它的位移如何计算?
但亚里士多德不这么玩。他更关心的是“Why”(为什么会发生)。
他是一个“目的论者”。在他看来,宇宙万物,从一粒沙子到一个星系,从一只小狗到一个城邦,它们的存在和运动,都有一个明确的、内在的“目的”。
亚里士多德认为,不理解一个事物的“目的”,你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它。为了系统化地找到这个“目的”,他搞出了一个著名的分析工具——“四因说”。
这“四因”听起来很玄乎,但其实很好理解,我们拿个桌子举例:
亚里士多德认为,在这四因中,“目的因”是最最重要、最具决定性的。是“为了吃饭”这个目的,才决定了木匠要用木头,把它做成桌子的样子。
好了,理解了这个“万物皆有目的”的核心思想,我们就可以去看他的物理学了。
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本质上就是一套“万物寻找自己最终目的”的学说。
他环顾四周,开始“观察”。(请注意,是“观察”,不是“实验”)。他看到石头往下掉,烟雾往上升。
他开始提问:“Why?”
为什么石头会往下掉?
我们今天的答案:因为地球的引力。
亚里士多德的答案:因为石头的“质料”主要是“土”元素。而“土”元素的“目的”和“本性”,就是回归宇宙的中心。
为什么烟(火)会往上升?
我们今天的答案:因为热空气密度低,产生浮力。
亚里士多德的答案:因为“火”元素的“目的”和“本性”,就是远离宇宙中心,去往它“应该”待的地方——天空。
看到了吗?在他的宇宙里,万物都在努力“做自己”。物体运动,不是因为受到了什么“力”的拖拽,而是出于一种深刻的、内在的“渴望”,渴望回到自己的“老家”,实现自己的“价值”。
这种物理学,是一种“定性”的物理学。它不关心石头掉落的“速度”是不是在增加,不关心增加的“加速度”是不是个恒定值。它只关心一件事:这块石头,它“想”去哪儿。
所以,当亚里士多德说“重的物体比轻的物体下落得快”时,他的逻辑是极其“自洽”的。
为什么?
因为“重”的物体(比如一块大石头),意味着它含有更多的“土”元素。它“回家”(回归宇宙中心)的“渴望”自然就更强烈、更迫切。
而“轻”的物体(比如一片羽毛),它可能混杂了更多的“气”元素,“土”的属性不纯,所以它下落时就显得“犹豫不决”、“慢吞吞”的。
这套解释,是不是听起来……特别有道理?它完美地解释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石头VS羽毛”的观察结果。
这种“万物皆有目的”的世界观,是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地基”。虽然这个地基从一开始就“歪”了,但不得不承认,他在此之上盖起的大楼,结构异常完整,而且极其“人性化”。
它告诉当时的每一个人:你所见的这个世界,不是一堆随机碰撞的原子,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机械。它是一个充满了意义、秩序和目的的,有条不紊的“家园”。
这位“啥都懂”的男人,他大笔一挥,以月亮的轨道为界,把整个宇宙划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物理特区”:
这个“二元划分”极其重要。因为它直接规定了:在亚里士多德的宇宙里,“楼上”和“楼下”的物理规律,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我们先看“楼下”,也就是月亮轨道以内的区域。这个“凡间”有什么特点?
答案是:不完美。
这里充满了“变化”:有生老病死,有刮风下雨,有腐朽和成长。一切都是暂时的,一切都在运动和变化中。
1. “凡间”的构成:四大元素
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个“楼下”区域里的一切,都是由四种基本元素构成的:土、水、气、火。
这四种元素,就像乐高积木一样,按照不同比例,拼凑出了我们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比如:
这四种元素,不但构成了世界,还各自有自己的天然位置。
它们的“鄙视链”是这样的(从宇宙中心往外排):
亚里士多德说,在“凡间”,“运动”只有两种:
第一种:自然运动
这就是我们在第一部分提到的“目的论”的体现。
这套理论,就是亚里士多德版的“引力”和“浮力”学说。它不靠“力”,只靠“本性”和“目的”。
第二种:受迫运动
这是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翻车”的重灾区。
好了,现在亚里士多德必须解释这个“受迫运动”是如何维持的。
他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坚不可摧”的原则:
“一切运动中的物体,必定有一个‘推动者’在与它‘接触’。”
这个原则太符合“直觉”了。
你推一个箱子,它才动;你停止推,它(很快)就停了。
马拉着车,车才动;马一停,车就停了。
世界看起来就是这么运作的!
但是,一个巨大的BUG出现了:“抛体运动”问题。
当你把一块石头扔出去,在石头脱手之后,你(推动者)已经不和它“接触”了。
那为什么石头还能继续飞一会儿,才掉下来呢?
这个问题,是亚里士多德体系的“阿喀琉斯之踵”。
为了“圆”上这个BUG,亚里士多德给出了一个极其烧脑的解释。这个解释虽然错了,但其“想象力”着实令人钦佩。
他认为,当你扔石头时,你的手猛烈地推开了前面的空气。
然后,这些被推开的空气,会立刻绕到石头的屁股后面,形成一股“气流”,继续推着石头前进。
这就像一场“空气接力赛”:你的手是第一棒,空气是第二棒、第三棒、第N棒……空气充当了这个不断接触的推动者。
直到这股空气推力被消耗殆尽,石头的自然本性才占了上风,于是它就垂直掉下来了。
这个理论,在后世被称为“替换推动说”。
今天看来,这个“空气绕后”的操作实在是有点荒谬。但在当时,这是唯一能挽救他那个“力必须接触物体”黄金法则的解释。
总之,在“楼下”的凡间:
是几千年不变的星座,是日复一日东升西落的太阳,是周而复始的月相变化。
他得出一个结论:“楼上”和“楼下”完全相反,它必须是“完美”的。
1. “天界”的构成:第五元素(以太)
既然“天界”是完美的、永恒不变的,那么构成它的物质,就不可能是“土水气火”。
为什么?因为那四种元素代表着“变化”和“不完美”(它们只会上下乱窜)。
所以,亚里士多德断言,天上所有的东西——月亮、太阳、行星、恒星——都是由一种全新的、神圣的、完美的物质构成的。
他称之为“第五元素”(Quintessence,字面意思是“第五种存在”),后世更常称之为“以太”。
这种“以太”有以下特点:
2. “天界”的运动:完美的匀速圆周运动
“以太”的“本性”既然是运动,那它会怎么动呢?
亚里士多德排除了直线运动。
为什么?因为直线运动(无论向上还是向下)总有个“终点”。一旦到了“老家”(比如石头落地),运动就停止了。
而“天界”是永恒的,它的运动必须是永不停止的。
在几何学中,哪种运动是既能“永恒”又“不变”的呢?
只有“圆周运动”。
一个圆,没有起点,没有终点,它可以永恒地、完美地、匀速地旋转下去。
于是,亚里士多德的“天界物理学”诞生了:
这套理论,完美地“解释”了天文学!
地球(土和水)在最中心 → 气的层次 → 火的层次 → 月亮天球(开始是“以太”) → 金星天球 → 水星天球 → 太阳天球 → …… → 土星天球 → 恒星天球。
3. “第一推动者”
是谁让最外层的那个“恒星天球”转起来的呢?
亚里士多德意识到,这个“链条”必须有个源头。
他提出了一个哲学上极其重要的概念:“不动的第一推动者”,或者叫“第一因”。
这个“第一推动者”,它本身是不动的(如果它也动,那它就需要别的东西来推它)。
亚里士多德建立了一个“职责分明”的宇宙:
月亮,就是这个“物理隔离带”。
这个“两层楼”的宇宙观,在哲学上是如此和谐、在美学上是如此对称!
但它也埋下了一个巨大的“思想地雷”:它彻底割裂了“天上”和“地下”。
如果天和地遵循的是两套完全不同的物理规律,那么,你就不可能用“地上”的规律去解释“天上”。
这就导致,后来牛顿提出“万有引力”,说那个让苹果掉下来的“力”,和那个拉着月亮不飞走的“力”,是同一个力时,对当时的学者来说,是多么惊世骇俗的观点!因为这等于是在“拆毁”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
但在当时,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看起来金碧辉煌,而且完美地解释了当时人类能观察到的一切现象。
今天我们站在“上帝视角”,拿着牛顿和爱因斯坦的“标准答案”回头看,会觉得这个模型简直漏洞百出。那个“空气绕后推石头”的解释,更是显得有些“强行”。
但在亚里士多德去世后的一千多年里,这套理论就是“真理”的代名词。
这并不是因为古人或中世纪的学者“笨”,恰恰相反,他们中有很多是顶级的聪明人。
他们之所以全盘接受,是因为亚里士多德这套物理学,在“当时的环境配置”下,几乎是无敌的。它满足了一个伟大理论所需要的一切:极度自洽、极度符合直觉、且极度全面。
1. 它完美地迎合了“常识”和“直觉”科学史上最大的“反派”,往往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人类根深蒂固的“直觉”。而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就是一部“直觉物理学”的集大成者。
它回答了我们用眼睛看到的一切。
直觉一:重的就是掉得快。
直觉二:力是“维持”运动的原因。
直觉三:地球就是宇宙中心。
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是人类感官经验的忠实总结。它是一套眼见为实的物理学。在那个没有精密仪器的时代,它就是最可靠、最显而易见的答案。
2. 一个“大一统”的哲学安全感亚里士多德提供的,不只是一堆零散的物理公式,他提供的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闭环”。
这套理论的威力,在于它把所有问题都打包解决了。
在这个体系里,一切都是有意义的,一切都各司其职。
宇宙不是一个冷冰冰的、随机碰撞的机器。它是一个有秩序的、有目的的、等级分明的“家园”。
“土”知道自己的位置在最下面,“火”知道自己的位置在最上面,“星星”知道自己该在天上完美地转圈。
这种“万物有序”的世界观,给人一种巨大的“哲学安全感”。
它回答了人类最深的恐惧——“我是谁?我为什么在这?这一切有什么意义?”
亚里士多德的答案是:你存在于宇宙的中心,万物都服务于一个崇高的目的,而整个宇宙的运转,都是由那个终极完美的第一因所引发的。
这套叙事实在是太“漂亮”了。
它把物理学、生物学、伦理学和神学“无缝焊接”在了一起。
这就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你无法“单点攻击”它。
如果你质疑他的“物理学”(比如“重的物体掉得快”),你等于在质疑他的“目的论”;
如果你质疑他的“目的论”,你等于在质疑他的“伦理学”;
如果你质疑他的“天界模型”,你等于在质疑“第一推动者”的完美性。
这套理论,就像一个精密的“连环锁”。你动了其中一环,其他的都会发出警报。它不是一个可以随意拆卸的“零件”,它是一个“操作系统”。要推翻它,你不能只打“补丁”,你必须“重装系统”。
3. 当时的方法论太弱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能“垄断”市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当时的“竞争对手”太弱,或者说,压根没有能和他掰手腕的方法论。
“逻辑辩论” vs “动手实验”
古希腊的学术传统,是“思辨”和“逻辑”。
学者们的核心竞争力,是坐在广场上,通过雄辩和严密的逻辑推导,来证明一个观点的合理性。
亚里士多德本人就是“逻辑学之父”。他的“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是西方思维的基石。
他的物理学,就是从几个“不证自明”的“大前提”(如“万物皆有目的”、“天界是完美的”)出发,用逻辑推导出来的。
这套系统,在“逻辑”上是高度自洽的。
如果你想反驳他,你也必须用“逻辑”。
但问题是,“重的物体掉得快”这个“观察”,是无法用“逻辑”来反驳的。
你必须采用一种在当时非常“小众”、甚至被视为“粗鄙”的方法——“动手实验”。
“观察”不等于“实验”
必须澄清,亚里士多德是一位“观察大师”。他解剖过无数动物,对海洋生物的分类和描述极其详尽,甚至被誉为“生物学之父”。
但他混淆了“观察”和“实验”。
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是建立在“被动观察”之上的。而在一个充满空气阻力和摩擦力的“凡间”,被动观察得出的直觉,恰恰是错的。
缺乏“数学语言”
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是“定性”的,而不是“定量”的。
他关心的是“为什么”运动(目的),而不是“如何”运动。
他的物理学是用“哲学语言”(本性、目的、潜能、实现)来描述的,而不是用“数学语言”。
这导致他的理论非常“模糊”,但也因此非常“难以证伪”。
你说“重的物体掉得快”,那“快多少”?快一倍还是快十倍?
他不关心这个。他只关心“重物有更强的回归本性的渴望”。
这种“定性”的描述,让它几乎刀枪不入。
总结一下,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之所以“无懈可击”,因为它:
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在直觉上无懈可击,在哲学上提供了大一统的安全感,在方法论上(逻辑思辨)又几乎没有对手。
但即便如此,一个好的理论,和一个垄断了”市场“一千多年的权威,还是两回事。
一个理论要坐上铁王座,光靠自己能打还不够,它还需要历史的进程,以及最强盟友的加持。
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就是这样一个“天选之子”。它在死后几百年,经历了一场奇幻的学术漂流,最终被一位超级盟友选中,并被加冕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
1. 历史的助攻首先,一个戏剧性的历史事件发生了:西罗马帝国,崩溃了。
随着帝国的解体和蛮族的入侵,欧洲进入了中世纪早期。这是一个战乱频仍、秩序重建的时代。图书馆被焚毁,学术中心瓦解,过去那些灿烂的希腊文经典,在拉丁语为主的西欧世界,大量失传了。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尤其是那些高深的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也随之消失在了西欧的视野中。
那么,这些书去哪儿了?
它们并没有真的消失:
在接下来几百年,当西欧的学者还在为“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这类问题进行神学辩论时,阿拉伯世界的学者们,如伊本·西那和伊本·路世德,已经开始对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注释和再开发了。
伊本·路世德对亚里士多德的痴迷到了什么程度?他在中世纪欧洲的“花名”就叫——“那个注释者”。而亚里士多德的花名,是“那个哲学家”。
学术的“回归”:
到了11、12世纪,欧洲局势逐渐稳定,第一批大学(如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开始萌芽。随着“收复失地运动”在西班牙的推进,欧洲学者们在托莱多等地的图书馆里,震惊地“重新发现”了这批失传已久的智慧。
吊诡的是,亚里士多德“荣归故里”时,走的却是一条“多语言转译”的路线:希腊文 → 阿拉伯文 → 拉丁文。
这场学术漂流意义重大:亚里士多德不是以一个尘封古董的身份回归的,他是自带“阿拉伯世界顶级学者背书”和“全套豪华注释集”归来的。他一“登场”,就是“王者”姿态。
2. 最强盟友亚里士多德回来了。但新的问题也来了。
13世纪的欧洲,是基督教神学思想的绝对主场。而亚里士多德,恕我直言,他是个“异教徒”。
他的理论虽然精妙,但也带来了一堆麻烦:
面对这个完美但带刺的希腊思想,当时的学者分成了两派:
就在这个思想十字路口,一位天选之人登场了。他就是中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工程师”——托马斯·阿奎那。
阿奎那的任务:如何让亚里士多德(理性)和《圣经》(信仰)完美兼容?
阿奎那的解决方案,堪称天才。他没有选择二选一,而是选择全都要。
他毕生的杰作(如《神学大全》)所做的工作,就是一场宏大的思想焊接。
他宣布:“信仰”和“理性”是通往同一个真理(上帝)的两条不同的路径。它们互不矛盾,反而可以互相证明。
他是如何焊接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的?
看到了吗?经过阿奎那的神圣封装,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不再只是一套自然哲学了。
它被升级成了神学世界观的物理骨架。
3. 从“学术问题”到“信仰问题”这场“托马斯·阿奎那大综合”的后果是极其深远的。
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至于“托马斯主义”(即阿奎那版的亚里士多德思想)很快就成了欧洲各大中世纪大学的官方指定教材,是罗马教廷认可的标准答案。
亚里士多德的铁王座,至此正式铸成。
现在,我们来体会一下这个王座的威力。
在这套体系被加冕之后,如果你(一个14或15世纪的学者)想质疑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你会面临什么?
这就是“铁王座”的可怕之处。
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已经和一整套庞大、精密、且神圣的“信仰-哲学-宇宙观”体系,锁死 在了一起。
反对亚里士多德,不再是一个可以心平气和讨论的学术问题。
它变成了一个信仰问题、立场问题。
你不再是和一位1500年前的希腊人辩论,你是在和整个中世纪的知识大厦宣战。你要撼动的,是经院哲学家们花了数百年心血焊死的地基。
这,就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能够如此坚挺。它的保质期之所以能长达千年,不是因为它在物理上有多正确,而是因为它在哲学和神学上,为那个时代提供了一个过于完美的闭环答案。
亚里士多德的宇宙大厦已经被阿奎那神圣封装,成为了中世纪思想的铁王座。它不再只是一套物理理论,它是一种信仰的物理形态。
要拆掉这样一座大厦,你需要的不是装修工人,你需要的是一支拆迁队。
1. “包厢”被拆了第一锤,砸向了整个大厦的“地基”——地心说。
尼古拉·哥白尼是一位波兰的天文学家和教士。他深爱亚里士多德的“完美圆周运动”,但他发现,为了凑出行星的实际轨迹,托勒密(亚里士多德天文学的集大成者)的“地心说”模型已经变得丑陋不堪。
托勒密在亚里士多德的“同心圆”上,又加上了“本轮”、“均轮”和“偏心点”,那个模型就像一块打了40层补丁的衣服,虽然能用(能预测行星位置),但一点也不优雅。
哥白尼想:有没有一种更简洁、更和谐的方案?
他翻故纸堆,发现古希腊有个叫“阿里斯塔克斯”的也猜过日心说。于是他(在临终前才敢)发表了《天体运行论》。
哥白尼的“日心说”撬动了地基。但他没有拆完。他仍然迷信“完美的匀速圆周运动”,所以他的模型(因为轨道是椭圆而不是正圆)在预测上,并不比托勒密模型准多少。
2. “完美”的圆圈,碎了如果说哥白尼是“思想家”,那么约翰内斯·开普勒就是“数学家”和“数据狂魔”。
他继承了他的“老板”——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留下的、当时全欧洲最精确的行星观测数据。
(插播:第谷自己也给亚里士多德补了一刀。他观测到1572年的“新星”(超新星)和1577年的大彗星,用数学方法证明了它们都远在月亮之上。这证明了“天界”根本不是永恒不变的,也会有“访客”穿行。亚里士多德的“完美以太”设定,已经摇摇欲坠。)
开普勒的任务,是用第谷的“火星”数据,去验证哥白尼的“日心说”。
他也是“完美圆周”的忠实粉丝。他花了数年时间,用尽一切办法,试图把火星数据塞进一个“圆形”轨道。
最后,他绝望地发现,计算结果和观测数据,总是差8弧分。
换作别人,可能就四舍五入当它吻合了。
但开普勒是一个尊重数据的偏执狂。他最终(据说是在痛苦中)得出了一个“大逆不道”的结论。
如果说前两位还在“敲墙”和“拆房顶”,那么伽利略·伽雷,就是那个开着“重型挖掘机”进场,把“承重墙”和“地基”一起端掉的终结者。
伽利略的伟大,在于他同时在两条战线上摧毁了亚里士多德。
战线一:用望远镜拆毁“天界”(楼上)
伽利略听说了荷兰人发明的望远镜,他自己造了一个,然后干了一件“改变世界”的事:他把望远镜指向了天空。
他看到的东西,彻底拆毁了亚里士多德的“完美天界”:
伽利略的望远镜,用“眼见为实”(讽刺的是,亚里士多德最信这个),彻底粉碎了“天界完美论”和“地心说”的最后支柱。
战线二:用实验拆毁“凡间”(楼下)的物理学
这才是伽利略最根本的贡献。他开始拷问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心脏”——运动定律。
亚里士多德的信条1: 重的物体比轻的物体下落得快。
思想实验:假设亚里士多德是对的。拿一个“重石头”(A)和一个“轻石头”(B)。A下落快,B下落慢。现在,把A和B“绑在一起”。
物理实验(斜面实验): 既然自由落体太快(当时没有精确的表),那我就把这个过程“放慢”。他让铜球从一个非常光滑的“斜面”滚下。
亚里士多德的信条2: 力是“维持”运动的原因。
这个“惯性”的概念,是人类物理学史上最伟大的飞跃之一。
它彻底颠覆了亚里士多德的核心信条。
伽利略宣布:力,不是维持运动的原因。力,是改变运动状态的原因!
亚里士多德的“凡间”物理学,至此彻底破产。
4. 新世界的“立法者”哥白尼拆了“地基”,开普勒拆了“天花板”,伽利略拆了“承重墙”。
现在,这座“大厦”已经是一片废墟。
艾萨克·牛顿登场了。他的任务,是在这片废墟上,建立一座全新的“宇宙大厦”。
他问出了那个(可能是杜撰的)著名问题:那个让苹果落地的力,和那个拉着月亮不让它飞走的力,会不会是同一种力?
在亚里士多德的“两层楼”宇宙里,问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大逆不道”。
但在牛顿这里,这是一个数学问题。
牛顿的行动:
牛顿的答案:
这个体系,可以完美解释伽利略的“落体”(为什么都一样快),可以完美推导出开普勒的“椭圆轨道”,可以解释月亮和潮汐。
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至此,在学术上,彻底“死亡”了。
那个基于直觉、常识和目的的、充满“人性化”的、分为“楼上楼下”的宇宙观,被一个基于数学、实验和因果的、冷冰冰的、统一的“定量”宇宙所取代。
亚里士多德的“铁王座”,终于在它被铸造了千年之后,融化在了科学革命的熔炉之中。
我们花了上万字的篇幅,把这位“啥都懂”的男人在物理学上的“黑历史”翻了个底朝天。
现在,我们可以下结论了:
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上,错了吗?
答:错了。而且错得相当“系统”。
从“重的物体掉得快”,到“力是维持运动的原因”;从“空气绕后推石头”,到“完美的天界以太球”。他几乎在每一个关键点上,都指向了与现代物理学相反的方向。
那么,下一个问题是:
他“伟大”吗?
答:依然伟大。
这听起来很矛盾,但“正确”从来不是衡量一位思想家“伟大”与否的唯一标准。
亚里士多德的“伟大”,恰恰在于他“错误”的“质量”。
首先,他提出了正确的问题。
在亚里士多德之前,人们对世界的解释,要么诉诸神话(“那是风神的喷嚏”),要么满足于“它就是这样”。
是亚里士多德,第一个站出来,试图用理性和逻辑,为整个可观测的宇宙,建立一个统一的、系统性的解释框架。
“为什么物体会运动?”、“天体遵循什么规律?”、“万物由什么构成?”
他问出了这些“定义了物理学”的终极问题。尽管他受限于时代,给出了错误的答案,但他“定义了考卷”,后续的科学家们,只是在作答和修改答案而已。
其次,他的“错误”是科学的垫脚石。
科学的进步,很少是平地起高楼。它更像是一场迭代和证伪的游戏。
你需要一个靶子,一个前人的理论,才能去瞄准它、反驳它。
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大厦”,就是那个历史上最重要、最坚固、最宏伟的靶子。
整个近代科学革命,几乎就是一场对亚里士多德的系统性纠错运动。
他以一己之力,为后世的“挑战者们”提供了长达一千年的“剧本”和“对手”。没有他这个“伟大的错误”,就没有后来那场伟大的正确。
最后,他的思维方式只是用错了地方。
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万物皆有其内在目的),在物理学上是灾难性的。
但在“生物学”上,它却异常成功。
一颗橡子的“目的”是什么?就是长成橡树。一个胚胎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发育成一个完整的个体。
这种“程序化”、“目的驱动”的思维,直到今天,仍然是理解生命科学的重要视角。
所以,回顾这一切,亚里士多德的千年“错误”,非但不是人类理性的“黑洞”或弯路,反而是不可或缺的脚手架。
我们正是踩着这个脚手架,才得以触碰到那个更高的、由数学和实验构建起来的近代科学。
从这个角度看,亚里士多德的“失败”,比我们大多数人的“成功”,都要壮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