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21世纪经济报道 记者 崔文静 实习生 张长荣 北京报道 随着“智能经济”首次写入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这一概念迅速成为全国两会期间的热议焦点。

从2024年“人工智能+”行动首入报告，到今年“智能经济新形态”的全新提法，这场表述升级背后藏着怎样的战略深意？当数字经济的下一站指向“让系统思考并行动”，我们究竟站上了怎样的历史关口？21世纪经济报道就此专访了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周城雄。

在周城雄看来，智能经济是数字经济的高级形态，其本质跃迁是从“让数据说话”升级为“让系统思考并行动”。当前正值人工智能发展的爆发临界点，我国凭借超大规模市场与完备产业体系，正处在与美国同台竞技的全球第一梯队——这是自工业革命以来，我们离时代浪潮最近的一次。

但他同时警示，要真正释放智能经济的潜能，必须打通“数据—算力—算法”的协同堵点，并直面其对就业结构与全球竞争格局带来的深刻重塑。

当系统开始思考并行动：如何抓住智能经济战略机遇？

21世纪：智能经济与数字经济的本质区别是什么？为什么当下是迈向智能经济的关键“窗口期”？

周城雄：智能经济是数字经济的高级形态，它以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引擎，依托数据、算力、算法协同发力，具备自主学习、推理决策、生成创造与自主执行能力。简单来说，数字经济是让数据说话，智能经济是让系统思考并且能够行动。

当前正值人工智能发展爆发期，其影响力堪比历史上的电力革命，未来将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各领域。抢抓这一轮智能化机遇，是实现新一轮跨越式发展的关键。

我国曾错失前几次工业革命机遇，在互联网时代实现逐步追赶，如今在智能化领域已与美国同处全球第一梯队。同时，我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完备产业体系的独特优势，具备全产业、全方位推进智能化升级的坚实基础。因此，我国完全有能力、也必须牢牢抓住这一轮智能化战略机遇。

21世纪：当前我国“数据—算力—算法”协同发展的堵点主要在哪里？“十五五”时期应如何破题？

周城雄：当前制约智能化协同发展的最突出问题是数据分割，即便政府公共数据也尚未完全打通；算法层面已接近世界前沿，整体问题不大；算力则是我国现阶段最主要的发展瓶颈。

全球算力芯片紧缺，国产芯片性能与国际顶尖水平差距较大，再加上国外出口限制、“阉割版”芯片等问题，我国同等投入下的算力产出远低于海外。而算力发展的核心瓶颈是能源，我国虽光伏产能占全球主导，但传统能源对外依存度高，太空能源与运输能力暂处落后，未来仍可能面临能源制约。

从数据、算力、算法三者来看，数据方面，国家数据局已成立，正着力提升数据可用性、打通数据壁垒。当前最大的难题，是平衡数据开放与数据安全；算法差距有限，可通过人才与合作快速提升；算力层面核心短板在于芯片产业链。芯片产业链极长，集成了各领域顶尖技术，必须全环节领先才能实现算力突破，难度极高。我国需要精准布局，在光刻机、光刻胶等关键薄弱领域加大投入、重点突破。

当AI冲击工作：人类还有这三道“护城河”

21世纪：如何看待AI智能体爆发对知识型工作的冲击？

周城雄：AI将逐步具备替代绝大多数人工作的能力，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第一、二次工业革命后，社会吸纳了大量产业工人与白领；而在AI时代，AI不仅大幅提升知识应用效率，其知识水平更超越多数人，知识型白领、服务业岗位均受到冲击。尽管AI会催生数据标注等新型岗位，但新增岗位数量预计难以弥补就业缺口。

社会治理能力是AI时代的一大挑战，若社会生产力发达、社会保障与分配机制健全，失业便不会影响民众基本生存。我国当前生产力已为基础社会保障提供了物质条件，但受人口基数大、需求差异大等因素影响，保障标准与形式有所不同。随着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升，民众对失业的接受度会大幅提高。

21世纪：哪些能力是AI难以替代的“护城河”？

周城雄：我认为AI难以替代的工作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具备极致创新性、能够创造现有知识体系之外新知识的工作。

二是依托独家数据与长期专业积累的领域。这类核心数据价值极高，持有者不会向通用AI开放共享。例如，部分研究所不对外提供独家原始数据，转而搭建专属AI智能体，以付费形式开放权限。

三是需要深度人际交互的工作。这类工作涉及复杂的情感共鸣、微妙的沟通分寸以及深厚的文化语境理解，需要具备真正的共情能力与应变智慧——这正是当前AI难以触及的核心地带。

从实验室到应用：人形机器人还要越过多少关？

21世纪：当前人形机器人的主要应用场景有哪些？工业领域机器人应用情况如何？

周城雄：人形机器人对工业领域影响有限，当前制造业领域工业机器人应用已较成熟。这类标准化机器人功能单一、仅能完成特定任务，外形与人类差异大，部分只有机械臂，甚至无视觉识别部件。

人形机器人的目标是成为可像人类一样完成多种任务的通用机器人。其人形设计使其应用场景不止于工厂，还可拓展至军事等领域——军事领域新技术应用最快、投入意愿最强，人形机器人可替代士兵冲锋，减少伤亡。未来它还可用于搬运、体育陪练等场景，但实现全面通用化仍任重道远。

21世纪：人形机器人标准体系的出台意味着什么？从实验室到产业化，有哪些关键瓶颈？

周城雄：过去，标准体系缺失一直是人形机器人产业规模化落地的一大瓶颈。如今，我国首个覆盖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的标准体系——《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体系（2026版）》已经发布。相关标准体系的出台，能够推动接口、电池等关键部件实现标准化，有效降低产业应用成本。

事实上，当前人形机器人在多场景的落地技术瓶颈已基本突破，现阶段制约其普及的核心问题仍是成本过高。这类机器人造价昂贵，目前仅有国防、专业抢险等领域具备采购能力，普通地区难以承担。再加上相较之下人工成本更低，进一步限制了其规模化推广。

我认为，未来还需同步制定统一的安全标准，例如明确禁止面向人群密集区域的人形机器人使用易燃易爆电池。在技术路线上，则无需强制统一算法与模型，核心应聚焦安全性与便利性的标准统一，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加快人形机器人的普及进程。

智能经济决胜关键：我们靠什么赢得全球竞争？

21世纪：如何提升我国在顶尖战略科学家和“耐心资本”上的全球竞争力？

周城雄：从全球视野来看，中美两国在顶尖人才和耐心资本上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与阶段性特征。美国依托其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的成熟体系，在吸引全球顶尖人才、提供高回报机会方面积累了先发优势。

我国近年来人才回流趋势明显，展现出强劲的人才吸引力。但在满足顶尖人才多元化需求、完善引才用才机制以及提升国际化服务环境等方面，仍有持续优化的空间，这也正是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提升创新效能的重要方向。

在耐心资本方面，美国拥有较为成熟的资本接力体系，能够支撑企业的长期投入。我国资本市场则正处于向“长线思维”转型的过程中，虽然在短期回报上关注度较高，但随着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推进，长期资金入市渠道正在不断拓宽，支持创新企业全周期成长的生态也在加速形成。

未来，缩小与全球顶尖水平差距的关键，不在于简单对标，而在于构建起符合我国国情的，能够贯通人才、资本与产业链的协同创新体系。

21世纪：我国在智能经济赛道上的优势与短板分别是什么？如何在全球AI治理中既贡献中国智慧又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

周城雄：我国智能经济的核心优势，一是应用场景丰富，覆盖公共服务、工业制造、服务业等领域。二是市场规模庞大，企业可形成“研发投入—市场回报—再研发”的良性循环。欧洲因市场分割、规模有限，难以培育出大型智能经济企业。美国则依托英语的全球影响力，拥有广阔市场基础。

尽管我国市场规模庞大，但仅依靠国内市场仍有不足，美、英、印等英语国家整体经济总量更高，因此智能经济必须推进国际化。

我国AI产品在“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已具备一定竞争力，而美国企业更聚焦发达国家市场，这为我国提供了发展机遇。当前AI领域尚未形成统一国际规则，这对我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们应抓住窗口期拓展国际市场，以市场份额提升国际规则话语权，在全球智能经济竞争中占据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