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国《关税调整方案》正式生效，在进出口税则中，首次为“智能仿生机器人”和“清洁机器人”增设了独立的税目。无独有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聂辉华在近日公开建议对机器人征税。

一系列讨论共同指向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发酵的议题：当机器大规模替代人力成为现实，社会财富的创造与分配机制将如何重构？向机器人征税，是否将成为填补养老金缺口、应对就业冲击的必然选择？

（图源：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官网）

海关新规背后是1亿就业人口的担忧

我国在机器人产业领域居于领先地位，在需求端，2025年工业机器人销量突破30万台，同比增长超13%；在供给端，2025年工业机器人产量达77.3万套，同比增长28%。并且工业机器人正在汽车、半导体、新能源等重点领域加快渗透。

（图源：中关村产业研究院）

（图源：中关村产业研究院）

但在机器人普及的另一面，是人对岗位流失的深切忧虑。麦肯锡预测，到21世纪中叶，全球多达一半的工作可能实现自动化；在自动化发展迅速的情况下，至2030年，我国范围内可能受影响的就业人口达1亿。

这种忧虑催生了“机器人税”的全球性讨论。早在2017年，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就公开主张，应对替代人类工作的机器人征收与人类员工同等水平的税款，用以资助劳动力再培训和社会福利。同年，韩国政府通过修订税法，将工业自动化设备的投资税收抵免优惠从最高7%大幅削减至2%，这被视为全球首个变相实施“机器人税”的政策，其背景是当时韩国失业率创下17年新高。

（图源：互联网教育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摘编的麦肯锡报告）

我国此次税目调整与“机器人税”的讨论有多层次联系。首先，独立税目实现了对上述两类机器人进出口贸易的精细化统计，为未来评估机器人贸易规模、产业渗透率乃至对就业的潜在影响提供了数据。这是包括“机器人税”在内社会性税收政策讨论的前提。

此外，税目增列是国家对机器人产业进行分类管理与精准调控的体现，为可能的税收政策调整奠定产业认知和管理框架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调整表明，政府当前更倾向于采用关税、产业补贴、研发激励等间接经济工具来引导机器人产业发展；过早征收直接的针对性税收可能抑制产业创新，但未来不排除在产业成熟、社会影响明朗的情况下，考虑将“机器人税”作为调节工具之一。

机器进厂，人丢饭碗：谁该为你的养老金买单？

在此时为机器人单列税目，意在为具有再分配性质的税收政策探索基础，应对机器人大规模运用带来的多重压力。

首要压力来自人工智能技术对就业和社保体系的冲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智联招聘的研究显示，2018年至2023年，人工智能技术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替代效应总体上强于创造效应，即造成了就业岗位净减少。

制造业中重复性、程序化的岗位，以及部分服务业中的标准化流程岗位就业替代受影响最大。这意味着聚焦于以工资收入为税基的个人所得税和以在职职工缴费为基础的社会保险基金将受到巨大的影响。我国社会保险，尤其是养老保险，本就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巨大支付压力。就业岗位的净减少，则意味着缴费人群萎缩，收支矛盾将会恶化。

在技术造成冲击的同时，技术进步的红利如何分配呢？企业通过投资自动化设备和人工智能，大幅提升生产效率、降低人力成本、扩大利润规模。然而，由此产生的超额利润和资本回报，大部分流向了资本所有者，而被替代的劳动者则承担了失业和收入下降的成本。

这种“机器赚钱、人丢饭碗”的格局，加剧了资本与劳动收入分配失衡，可能造成社会公平领域的较大压力。

（某电气集团全自动化无人生产线，图源：浙江经信）

面对上述分配失衡局面，税收是最重要的再分配工具之一。但南辕北辙的是，现有税制设计对劳动收入的约束较强，对资本和技术的调节能力相对不足。具体而言，传统的税收征管体系建立在清晰的雇佣关系、具体的生产经营场所和实体商品流转之上。而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以及由此衍生的平台经济、灵活就业，呈现出轻资产、高虚拟化、跨地域等特征。例如，一个总部在A地的公司，通过云端算法指挥遍布全国的机器人提供服务，其价值创造地、利润归属地和税收管辖权均处于模糊地带。

此外，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其价值如何评估、交易如何课税，仍是税制空白。若不进行制度调整，技术进步可能加剧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

全球主要经济体多致力于探索设立机器人税以应对上述压力。韩国通过减少税收优惠间接实施“机器人税”，欧盟曾讨论赋予机器人“电子人”法律地位以便征税，美国个别州也有相关立法提案。中国作为机器人生产和应用大国，必须前瞻性地研究这一议题，未雨绸缪地设计能够应对社会冲击的财政安全网。

未来已来，如何应对机器人带来的挑战？

面对机器人时代带来的挑战，机器人税的废立讨论已显滞后，关键在于讨论制度细节、培育制度共识。

第一，财政资源应定向用于纾解机器人带来的就业和社保问题。无论是否开征名义上的“机器人税”，财政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应当是缓解转型阵痛。通过财政支出，大规模投资于终身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体系，帮助劳动者向人工智能难以替代的创意、管理、情感护理等领域转型。同时，需要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覆盖面，将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者纳入保障体系。

第二，税制设计必须精准且差异化，避免“一刀切”扼杀创新。当前直接对机器人本体或使用行为开征新税种条件尚不成熟，容易增加企业负担，抑制技术研发和产业应用。更可行的路径是优化现有税制，进行结构性调整。在总体方向上，强化对资本利得、数据资产收益等新型收入的税收调节能力，逐步将税基从劳动向资本适度转移。例如，对高度自动化且确实造成大规模岗位流失的特定行业或企业，适度调整其企业所得税税率或取消部分税收优惠，推动外部成本内部化；对于积极进行员工技能再培训、创造人机协作新岗位的企业，则应给予更大力度的税收抵扣或补贴，激励其承担社会责任。

第三，产业政策与社会政策需要协同推进，不能将压力全部导向税收工具或其他单一治理工具。一方面，要继续大力鼓励机器人产业本身的发展，巩固我国在智能制造、服务机器人等领域的优势。另一方面，在制定产业规划时，应同步进行社会影响评估，预判可能带来的就业结构变化，并配套设计援助计划。两会代表提出的设立人形机器人专项基金、建设训练测试平台等建议，正是产业政策的具体体现，未来需要与社会政策更紧密地挂钩。

（图源：科技日报）

归根结底，机器人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管理由机器人驱动的经济社会转型。我国新增机器人税目，是迈向精细化治理的关键一步，但新增税目乃至未来可能的“机器人税”，并非一劳永逸的治本之策。纾解转型阵痛的关键在于，如何在鼓励颠覆性创新与维护社会公平稳定之间，在提升国际竞争力与保障国内民生福祉之间，找到那个动态的、智慧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