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文打字机，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图源：视觉中国）

中文打字机曾经是办公楼里最重要的设备之一，但现在除了去专门的博物馆，早已无法见到此物了。我还来得及见过中文打字机，17岁那年我进上海一家纺织厂当电工，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两年后我担任党委秘书，就需要和办公楼里的女打字员打交道了。我第一次见到中文打字机上那个有几千个汉字的巨型字盘，相当惊讶，我问打字员，你怎么能从这许多字中找到需要的字呢？她笑笑说：熟悉了就不难。

汉字面临围剿

墨磊宁的《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一书，讲述了一个如今已经被人们遗忘了许久的故事——中文打字机的故事。如今世界上已经几乎没有人使用打字机了，而中文打字机又是打字机中的另类。

《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美］墨磊宁 著，张朋亮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出版

汉字为什么需要“突围”呢？是谁在“围剿”汉字呢？大背景是1900年前后西方对中国的大举入侵，其中当然包括文化方面的入侵，这使得爱国志士们感到国家民族的危亡迫在眉睫。但救亡之道，却并不是明摆在桌上的，而是要仁人志士在无边黑暗中摸索的，这种摸索有时是极为凶险的。

废除汉字、走拼音文字的道路，曾经是20世纪上半叶一部分中国学者设想的救亡道路之一。汉字所面临的围剿，首先来自这种激进主张。例如钱玄同1918年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中说：“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字。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字。”鲁迅也在《病中答救亡情报访员》一文中说：“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这种骇人听闻的激进主张，当时还得到陈独秀等许多文化名流的支持。

钱玄同等人的上述主张，基本上出自思辨，并无来自技术层面的证据支持。但是如果仅从技术层面来考察汉字的存废问题，似乎也有对汉字非常不利之处，这就涉及打字机了。

投降、自杀，还是突围？

现代印刷术和西文打字机出现之后，似乎极大地彰显了拼音文字的优越性。

关于汉字和西方拼音文字相比的“劣势”，从表观上看其实早就存在，而且很长时间里这个劣势是真实的。当古登堡的印刷机器发明之后，汉字似乎处于天然的劣势中。比如，西文的排字工人只需认得几十个字母，哪怕是文盲也能胜任；而中文的排字工人需要认识少则几千、多则上万的汉字。中文排字工人必须是一位知识分子，培训这个工人必须花好几年才行。至于个人使用的西文打字机，本来就是为拼音文字设计的，这样便携式的小型打字机，面对中文的处理，完全是无法想象的。

西文打字机的基本思路是“所打即所得”，比如英文26个字母，加上10个阿拉伯数字，和若干标点符号，40多个键即可打出任何单词和语句。如将同样的思路移用到中文打字机上，则相当于将中文视为一种有少则数千、多则上万个字母的“拼音文字”，早期的中文打字机确实都是按照这样的思路设计的，所以必然有巨大的字盘——我当年在工厂办公楼里见到的就是这种中文打字机。

而这种庞大的中文打字机，当然会让人感觉中文和汉字完全无法抗衡只有几十个字母的拼音文字。汉字的数量，曾被认为是中文打字机无法逾越的障碍。本文开头我问女打字员的那个幼稚问题，钱玄同当年也曾在《为什么要提倡国语罗马字？》一文中绘声绘色地问过，当时大家都觉得他问得好有道理。但历史已经证明，事实并非如此。

如果沿用本书作者在书名中的“突围”比喻，那在我看来，废除汉字，实际上就等于在面对围剿时投降或自杀，是目光短浅而且丧失信念的行为。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是当时的危急形势“扭曲了人们对于文化的理解”。如果在围剿面前投降或自杀，也就谈不到“突围”了。而努力克服困难、前赴后继研发中文打字机，则是抵抗围剿、寻求突围的努力。这种努力中，最有成就的是林语堂和他以个人之力研发的“明快打字机”。

汉字终于渡过险滩

中文要在打字和输入难题上突出重围，需要有革命性的观念。这个观念是抛弃西文打字机的“所打即所得”，将“打字”换成“输入”——故有“中文打字机不是打字机”的说法。“明快打字机”整机尺寸已缩小到不大于36×46×23厘米，和通常的西文打字机差不多大小了。更重要的是，“明快打字机”的思路已经完成了革命——将汉字的“打字”变成了今天电脑时代的“输入”，因而不再需要巨大的汉字字盘。正是中文打字机的这个改变，完成了汉字的突围。尽管“明快打字机”未能取得商业上的成功，以至于“前林语堂时代”的中文打字机实际上一直被使用到林语堂身后。

与此同时，汉字改革的社会运动也持续了数十年。而且国共两党相当罕见地对汉字改革问题竟没有本质上的分歧。钱玄同等人废弃汉字的激进主张，也曾得到过两党的分别赞成。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逃往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不再推进汉字改革，但新中国的文字改革仍在继续进行。

此时“汉字拼音化”思路仍保持巨大惯性向前运行，但保留汉字的呼声也没有停止。其中特别可以提到陈梦家和唐兰两人，他们在各种场合恺切陈辞，主张保留汉字，例如陈梦家在《慎重一点“改革”汉字》一文中明确表示：“我个人不赞成用外国字母的或民族形式的以拼音代替汉字的措施。”

1958年1月10日，周恩来发表题为《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新中国政府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决定——1、保留汉字，推行一部分简体字；2、采用汉语拼音统一汉字读音（即推广普通话）。那种过于激进同时也是目光短浅和丧失信念的废除汉字的主张，终于被否决。这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实在是一个极为幸运的结果——五千年的传统文化，终于能够在汉字中继续传承。

《中文打字机》的“引言：中文里没有字母”和前五章中的所有内容、知识和讨论，都可以视为第六章“QWERTY已死！QWERTY万岁！”的前置知识。一条又一条的线索，最后都汇聚到了这一章。在前面各章的基础上，本书的核心内容才得以显现——“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

1990年代，我们快速进入了个人电脑写作时代，那时大家面临一个选择，即对烽烟四起层出不穷的汉字输入法的选择。我当时选择了自然码，而且对这一选择忠诚至今。据墨磊宁说，当年陈立夫曾发明一种“五笔检字法”，但没说此法和现在的五笔输入法有何渊源。而自然码输入法则在形式上与林语堂的“明快打字机”甚为相似——两键完成一个汉字的输入指令，第三键完成在指令调出的一组汉字中的选择。

从打字机到输入法，实际上是一次意义极为深远的观念革命，也是一次革命性的技术进步。今天，在赛博空间，所有对汉字的围剿都已彻底瓦解，汉字不仅已经走上康庄大道，而且我相信将来还会走向星辰大海。诚如徐冰在《中文打字机》序中所言：“在如今拼音、联想、词块、五笔等丰富多样的输入手段中，中文输入快捷于拼音文字的输入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