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芃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图灵奖得主、心理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当这些跨越文理科的顶级荣誉与头衔汇聚于同一个人身上时，人们不禁感叹赫伯特·西蒙是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拓宽出如此广阔的学术边界的。在这部《我的模式人生：赫伯特·西蒙自传》中，这位传奇学者向世人娓娓道来他充满智慧和探索的一生。 西蒙的人生轨迹就是一个打破科学壁垒的跨界之旅：从政治学起步，涉猎行政管理、经济学，最终又在心理学和计算机领域登顶。他的研究足迹遍布人工智能、认知科学、运筹学等前沿领域，特别是在计算机模拟人类决策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被誉为“人工智能之父”。 “做一个问题解决者”是贯穿西蒙一生的核心主线。他深信，当今世界迫切需要能够穿梭于不同国界与学科之间的“知识旅人”。正是凭借永不枯竭的跨界探索，西蒙在不确定的世界中，构建出了属于自己的“模式人生”。 25岁挑战主流管理理论 1916年，西蒙出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德国移民家庭。父亲是电气工程师，母亲是钢琴教师。西蒙在青少年时期成绩优异，兴趣广泛，从弹钢琴到收集昆虫，无不展现出强烈的好奇心。而在代数课程中发现的新知，更是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让他萌生发现世界底层规律的渴望。 当他询问拥有众多专利的工程师父亲，如何进行发明创造，父亲告诉他：“如果别人告诉你该怎么做，发明就失去了趣味。”这句充满启发性的话语，深刻影响他独立思考的习惯。最能体现西蒙创造力的，是在政治领域。四年级时，小西蒙起草了一份主张学生权利的学校章程，不仅获得校长表扬，还让他成为各种社团规章制度的主要修订者。 进入芝加哥大学以后，西蒙选择了政治学作为主修专业。对西蒙来说，芝加哥学派最根本的特点是把政治学作为一门严谨的科学来对待，并极力打破传统学科的界限。该学派致力于探究真实的政治行为和政治过程，鼓励从心理学、经济学等多个社会科学维度展开交叉研究。在这种氛围下，西蒙广泛涉猎了数学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逻辑学，熟练掌握了多种定量研究方法，甚至还发表了一篇牛顿力学方面的论文。 研究生期间，西蒙加入了国际城市管理学会，主要负责年鉴的统计工作。正是在这段经历中，西蒙第一次邂逅了计算机，确切地说是“史前时代”的打孔机。从此，西蒙开始密切关注计算机发展的动向。 25岁时，西蒙从生活经验与逻辑推理认识到当时流行“管理谚语”的内在矛盾。他在博士论文中对此提出了系统的质疑与重构。随后，这篇论文被扩展成为经典专著《管理行为》，并在管理学、政治学及社会科学界取得了长久的影响力，被视为芝加哥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代表作。 《管理行为》将管理视为一种决策过程，即沿着分叉路径做出的一系列选择。其中包含着两种思想：一是人类只能实现有限的理性，因此管理理论必须关注理性的局限性；二是受限于认知能力，人们往往无法统筹全局，而是将目标分解为一个个具体的子目标。 其中最具创新性的是“有限理性”概念。它实际上偏离了传统经济学中“主观预期效用最大化”理念，对当时的主流管理理论提出了重大质疑。有限性理论的框架也成了作者后来近半个世纪研究生涯的指路明灯。 在此后十五年时间，尽管西蒙主要从事管理学、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凭借出色的自学能力，不断跨越科学边界，为他日后在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和认知心理学领域取得开创性成就，积蓄了澎湃的动力。 人生迷宫中的分岔路口 1943年，西蒙取得博士学位以后，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任教。在此期间，他形成了一套教学原则：尊重学生提问，不照本宣科，从学生的既有认知出发引导他们探索。为了激发工程学专业学生对宪法课程的兴趣，他甚至别出心裁地用电路接线图来展示最高法院案件的逻辑，并用开关代表法院的裁决选择。 与此同时，西蒙加入了考尔斯经济学研究委员会。这个学术组织汇聚了二战后社科领域蓬勃发展的前沿思潮，运筹学、博弈论、信息论、控制论等新兴领域的学者在此交会，形成一个活跃的跨学科科学家网络。通过这一平台，西蒙结识了众多传奇学者，包括心理学家沃伦·麦卡洛克和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等。 1949年，西蒙调任卡内基理工学院，组建工业管理研究生院。在他看来，当时的美国商业教育如同荒漠，亟须注入科学思维，转型为专注于组织行为学和定量管理科学的专业教育。在繁重的教学与管理工作之余，西蒙对“问题求解”的兴趣日益浓厚。在与詹姆斯·马奇合著《组织》的过程中，他对传统数据收集方面感到不满，进而开始思考一个极具前瞻性的问题：如何将人类思维过程记录下来作为客观数据使用，并尝试将其与计算机模拟技术结合。这一构想，成为他迈向人工智能研究的重要起点。 人生迷宫中的分岔路口终于到来了。此前，西蒙的研究重心聚焦于组织管理与决策过程，并自诩为政治学家或经济学家。然而到了1955年，他把研究重心转向了人类自身的心理学，特别是大脑思考时使用符号的过程。他在心理学实验室开展研究，并尝试用计算机编程语言来阐述理论。渐渐地，西蒙的职业身份也转变为认知心理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 促成这一转变的，是西蒙与同事艾伦·纽厄尔、克里夫·肖对计算机的一次革命性发现。他们意识到，计算机不应仅仅被视作算术引擎，还可成为通用的符号处理器。这一顿悟源于一次实验室里的震撼体验：当穿孔卡程序控制计算机模拟雷达地图时，计算机生成的不是数字，而是二维地图上的某个点，这让西蒙意识到，计算机实际上是一种通用符号系统，它完全具备处理任何类型符号的能力。正是这一认知，彻底打通了他将人类思维与机器运算相结合的桥梁。 漫长而愉悦的探索 1956年，西蒙与纽厄尔、肖共同推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工智能程序——“逻辑理论家”（LT程序）。同年，当LT程序成功证明了怀特海和罗素合著的《数学原理》中的2.01定理时，他们写信告知了罗素，并坦言正在扩展该程序，使其不仅能学习定理，还能学习方法，最终具备自我编程的能力。罗素回信称：“完全相信演绎逻辑中的一切都可以由机器完成。” 也是在这一年，三人推出了全新的计算机编程语言——列表处理语言（IPL），它后来成为LISP语言的“先祖”，而LISP至今仍是人工智能与符号计算领域的经典原生语言。IPL的基本想法，是通过“指针”将散落在内存中的数据串联起来，构建出可以无限嵌套的列表结构。这种对非数值符号的强大处理能力，使得计算机真正具备了模拟人类联想思维的可能。尽管它在早期因牺牲内存效率而不被看好，但新兴的人工智能领域很快接纳了它。LT程序的诞生与IPL语言的发明，使西蒙和纽厄尔被誉为“人工智能之父”，两人于1975年共享图灵奖。 进入20世纪60年代，西蒙将研究重心转移到了语义、表征和学习等方面，目标直指人类理解的基本机制，兼顾人工智能与认知科学。1972年，西蒙与纽厄尔合著出版了《人类的问题解决策略》，通过对逻辑推理、密码破解和国际象棋三个领域的实证研究，系统阐述了计算机模拟和启发式搜索在人类问题求解中的核心作用。与此同时，西蒙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创建了心理学系与计算机科学系，使这所学校成为全世界最早开展计算机博士教育的大学之一。 这也是西蒙声名鹊起的时期，耶鲁大学荣誉博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心理学会杰出科学贡献奖等荣誉接踵而至。1978年，西蒙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迄今为止唯一同时获得图灵奖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 在获奖后的十年间，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始终萦绕在西蒙心头：思维的本质究竟是从假设条件出发的逻辑推演，还是在迷宫中寻路的过程？早期人工智能研究者偏向迷宫派，而源自语言学和逻辑学的认知科学阵营则倾向推理派。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逻辑推理派的阵营日渐壮大，面对这一技术分野，西蒙并未固执己见，而是在论战中转而向文学批评、诠释学等领域继续探索。 在本书的最后，西蒙将一生的追求形容为“在充满可能性的迷宫中展开的漫长而愉悦的探索”。从少年时期起，西蒙就对“人”本身产生了兴趣，执着于探究人类如何做决策，尤其是如何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从政治学起步，在行政管理、经济学领域大有斩获，最终却在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登峰造极，他的一生本身就是这种探索的写照。他拒绝用单一的信条来统摄一生的轨迹，他坚信“多元性才是世界的本质，世间不存在单一而绝对的目标”。 早在1956年收到罗素回信之后，西蒙的探索便从未止步。次年，他再次致信罗素，表达了自己的隐忧：“如果学生知道机器比他们更擅长解题，又怎么会有学习的动力？”罗素的回答发人深省：“智慧与博学并非一回事”。毫无疑问，精通多门语言、横跨多个学科的西蒙是博学的，但他对人类解决问题过程的上下求索，以及那份在不确定性中构建秩序的勇气，才真正体现了一位学者对智慧最深沉的热爱。 薛定谔在《生命是什么》一书中写道：“人活着就是在对抗熵增规律，生命以负熵为生。”西蒙的一生恰是对这一论断的完美诠释：在充满可能性的迷宫中寻路，于无序中汲取有序，于混沌中建构秩序。

◎南芃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图灵奖得主、心理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当这些跨越文理科的顶级荣誉与头衔汇聚于同一个人身上时，人们不禁感叹赫伯特·西蒙是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拓宽出如此广阔的学术边界的。在这部《我的模式人生：赫伯特·西蒙自传》中，这位传奇学者向世人娓娓道来他充满智慧和探索的一生。

西蒙的人生轨迹就是一个打破科学壁垒的跨界之旅：从政治学起步，涉猎行政管理、经济学，最终又在心理学和计算机领域登顶。他的研究足迹遍布人工智能、认知科学、运筹学等前沿领域，特别是在计算机模拟人类决策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被誉为“人工智能之父”。

“做一个问题解决者”是贯穿西蒙一生的核心主线。他深信，当今世界迫切需要能够穿梭于不同国界与学科之间的“知识旅人”。正是凭借永不枯竭的跨界探索，西蒙在不确定的世界中，构建出了属于自己的“模式人生”。

25岁挑战主流管理理论

1916年，西蒙出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德国移民家庭。父亲是电气工程师，母亲是钢琴教师。西蒙在青少年时期成绩优异，兴趣广泛，从弹钢琴到收集昆虫，无不展现出强烈的好奇心。而在代数课程中发现的新知，更是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让他萌生发现世界底层规律的渴望。

当他询问拥有众多专利的工程师父亲，如何进行发明创造，父亲告诉他：“如果别人告诉你该怎么做，发明就失去了趣味。”这句充满启发性的话语，深刻影响他独立思考的习惯。最能体现西蒙创造力的，是在政治领域。四年级时，小西蒙起草了一份主张学生权利的学校章程，不仅获得校长表扬，还让他成为各种社团规章制度的主要修订者。

进入芝加哥大学以后，西蒙选择了政治学作为主修专业。对西蒙来说，芝加哥学派最根本的特点是把政治学作为一门严谨的科学来对待，并极力打破传统学科的界限。该学派致力于探究真实的政治行为和政治过程，鼓励从心理学、经济学等多个社会科学维度展开交叉研究。在这种氛围下，西蒙广泛涉猎了数学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逻辑学，熟练掌握了多种定量研究方法，甚至还发表了一篇牛顿力学方面的论文。

研究生期间，西蒙加入了国际城市管理学会，主要负责年鉴的统计工作。正是在这段经历中，西蒙第一次邂逅了计算机，确切地说是“史前时代”的打孔机。从此，西蒙开始密切关注计算机发展的动向。

25岁时，西蒙从生活经验与逻辑推理认识到当时流行“管理谚语”的内在矛盾。他在博士论文中对此提出了系统的质疑与重构。随后，这篇论文被扩展成为经典专著《管理行为》，并在管理学、政治学及社会科学界取得了长久的影响力，被视为芝加哥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代表作。

《管理行为》将管理视为一种决策过程，即沿着分叉路径做出的一系列选择。其中包含着两种思想：一是人类只能实现有限的理性，因此管理理论必须关注理性的局限性；二是受限于认知能力，人们往往无法统筹全局，而是将目标分解为一个个具体的子目标。

其中最具创新性的是“有限理性”概念。它实际上偏离了传统经济学中“主观预期效用最大化”理念，对当时的主流管理理论提出了重大质疑。有限性理论的框架也成了作者后来近半个世纪研究生涯的指路明灯。

在此后十五年时间，尽管西蒙主要从事管理学、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凭借出色的自学能力，不断跨越科学边界，为他日后在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和认知心理学领域取得开创性成就，积蓄了澎湃的动力。

人生迷宫中的分岔路口

1943年，西蒙取得博士学位以后，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任教。在此期间，他形成了一套教学原则：尊重学生提问，不照本宣科，从学生的既有认知出发引导他们探索。为了激发工程学专业学生对宪法课程的兴趣，他甚至别出心裁地用电路接线图来展示最高法院案件的逻辑，并用开关代表法院的裁决选择。

与此同时，西蒙加入了考尔斯经济学研究委员会。这个学术组织汇聚了二战后社科领域蓬勃发展的前沿思潮，运筹学、博弈论、信息论、控制论等新兴领域的学者在此交会，形成一个活跃的跨学科科学家网络。通过这一平台，西蒙结识了众多传奇学者，包括心理学家沃伦·麦卡洛克和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等。

1949年，西蒙调任卡内基理工学院，组建工业管理研究生院。在他看来，当时的美国商业教育如同荒漠，亟须注入科学思维，转型为专注于组织行为学和定量管理科学的专业教育。在繁重的教学与管理工作之余，西蒙对“问题求解”的兴趣日益浓厚。在与詹姆斯·马奇合著《组织》的过程中，他对传统数据收集方面感到不满，进而开始思考一个极具前瞻性的问题：如何将人类思维过程记录下来作为客观数据使用，并尝试将其与计算机模拟技术结合。这一构想，成为他迈向人工智能研究的重要起点。

人生迷宫中的分岔路口终于到来了。此前，西蒙的研究重心聚焦于组织管理与决策过程，并自诩为政治学家或经济学家。然而到了1955年，他把研究重心转向了人类自身的心理学，特别是大脑思考时使用符号的过程。他在心理学实验室开展研究，并尝试用计算机编程语言来阐述理论。渐渐地，西蒙的职业身份也转变为认知心理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

促成这一转变的，是西蒙与同事艾伦·纽厄尔、克里夫·肖对计算机的一次革命性发现。他们意识到，计算机不应仅仅被视作算术引擎，还可成为通用的符号处理器。这一顿悟源于一次实验室里的震撼体验：当穿孔卡程序控制计算机模拟雷达地图时，计算机生成的不是数字，而是二维地图上的某个点，这让西蒙意识到，计算机实际上是一种通用符号系统，它完全具备处理任何类型符号的能力。正是这一认知，彻底打通了他将人类思维与机器运算相结合的桥梁。

漫长而愉悦的探索

1956年，西蒙与纽厄尔、肖共同推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工智能程序——“逻辑理论家”（LT程序）。同年，当LT程序成功证明了怀特海和罗素合著的《数学原理》中的2.01定理时，他们写信告知了罗素，并坦言正在扩展该程序，使其不仅能学习定理，还能学习方法，最终具备自我编程的能力。罗素回信称：“完全相信演绎逻辑中的一切都可以由机器完成。”

也是在这一年，三人推出了全新的计算机编程语言——列表处理语言（IPL），它后来成为LISP语言的“先祖”，而LISP至今仍是人工智能与符号计算领域的经典原生语言。IPL的基本想法，是通过“指针”将散落在内存中的数据串联起来，构建出可以无限嵌套的列表结构。这种对非数值符号的强大处理能力，使得计算机真正具备了模拟人类联想思维的可能。尽管它在早期因牺牲内存效率而不被看好，但新兴的人工智能领域很快接纳了它。LT程序的诞生与IPL语言的发明，使西蒙和纽厄尔被誉为“人工智能之父”，两人于1975年共享图灵奖。

进入20世纪60年代，西蒙将研究重心转移到了语义、表征和学习等方面，目标直指人类理解的基本机制，兼顾人工智能与认知科学。1972年，西蒙与纽厄尔合著出版了《人类的问题解决策略》，通过对逻辑推理、密码破解和国际象棋三个领域的实证研究，系统阐述了计算机模拟和启发式搜索在人类问题求解中的核心作用。与此同时，西蒙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创建了心理学系与计算机科学系，使这所学校成为全世界最早开展计算机博士教育的大学之一。

这也是西蒙声名鹊起的时期，耶鲁大学荣誉博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心理学会杰出科学贡献奖等荣誉接踵而至。1978年，西蒙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迄今为止唯一同时获得图灵奖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

在获奖后的十年间，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始终萦绕在西蒙心头：思维的本质究竟是从假设条件出发的逻辑推演，还是在迷宫中寻路的过程？早期人工智能研究者偏向迷宫派，而源自语言学和逻辑学的认知科学阵营则倾向推理派。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逻辑推理派的阵营日渐壮大，面对这一技术分野，西蒙并未固执己见，而是在论战中转而向文学批评、诠释学等领域继续探索。

在本书的最后，西蒙将一生的追求形容为“在充满可能性的迷宫中展开的漫长而愉悦的探索”。从少年时期起，西蒙就对“人”本身产生了兴趣，执着于探究人类如何做决策，尤其是如何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从政治学起步，在行政管理、经济学领域大有斩获，最终却在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登峰造极，他的一生本身就是这种探索的写照。他拒绝用单一的信条来统摄一生的轨迹，他坚信“多元性才是世界的本质，世间不存在单一而绝对的目标”。

早在1956年收到罗素回信之后，西蒙的探索便从未止步。次年，他再次致信罗素，表达了自己的隐忧：“如果学生知道机器比他们更擅长解题，又怎么会有学习的动力？”罗素的回答发人深省：“智慧与博学并非一回事”。毫无疑问，精通多门语言、横跨多个学科的西蒙是博学的，但他对人类解决问题过程的上下求索，以及那份在不确定性中构建秩序的勇气，才真正体现了一位学者对智慧最深沉的热爱。

薛定谔在《生命是什么》一书中写道：“人活着就是在对抗熵增规律，生命以负熵为生。”西蒙的一生恰是对这一论断的完美诠释：在充满可能性的迷宫中寻路，于无序中汲取有序，于混沌中建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