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珍藏着一本1959年的野外工作记录簿。写下这本记录簿的正是朱兆良，时年 27 岁的他，正扎根江苏常熟的稻田开展田间蹲点研究。

1959年，朱兆良的常熟野外工作记录簿

来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1953年，朱兆良从山东大学化学系毕业，满怀抱负地想在化学领域施展一番拳脚，不料却被分配到位于南京的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

这样的反差让他内心十分纠结，甚至萌生了换单位的想法。

幸运的是，在土壤研究所，他遇到了李庆逵、于天仁两位良师。李庆逵告诉他，国际上许多杰出的土壤学家都是化学出身，他的学科基础在这里大有可为。于天仁则安排他做一些土壤化学分析方法的改进工作，以便发挥他的专长，并希望通过耳濡目染培养他对土壤学的兴趣。

在两位良师的帮助和熏陶下，他开始慢慢对这一领域产生兴趣。

朱兆良参加江苏省土壤会议留影

来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1958年秋天，朱兆良被派往常熟白茆镇蹲点，和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研究、同总结。这是他第一次真正体验农民的生活。他下田干活，清洗水稻和小麦根系，观察深耕后土壤变化，研究农民丰产经验背后的科学道理。

也正是在这里，他看到学科发展的前途，认识到农业发展的重要性，意识到土壤研究同样能够服务国家建设。

1961年，朱兆良担任土壤所氮组组长，开启了土壤氮素研究。

然而，起步之路异常艰难。彼时国内，土壤氮素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作为组长，朱兆良既没有研究生学历，也没有留学背景，面对“氮素是什么”“用什么方法研究”这些基础问题，大家的认知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朱兆良在办公室查阅资料

来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科研没有捷径，朱兆良带着团队“笨鸟先飞”，从查阅外文文献着手，一点一点地摸索。为及时掌握国际前沿动态，朱兆良自学日语、俄语、德语和英语的学术文章。除了土壤学，他还广泛涉猎化学、作物栽培学、肥料学等相关学科。

改革开放后，随着化肥的普及和研究的深入，朱兆良发现了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国内许多高产地区普遍存在盲目过量施用氮肥的现象，不仅导致作物倒伏、病虫害加剧，更严重的是，大量流失的氮肥成为了农业面源污染的元凶。

为了找到适合我国国情的“减肥增效”良方，朱兆良和团队进行了大量的田间试验。他们发现，现行的土壤测试法往往只采集耕层土壤样本，忽略了犁底层以下土壤的供氮能力，导致预测结果只能达到“半定量”水平。

朱兆良在水稻田考察

来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基于此，朱兆良创造性地提出“区域平均适宜施氮量法”。这套方法不追求对每块田的极致精准，而是根据区域平均水平推荐施肥量，再结合田块实际情况微调。

在太湖高产稻区应用这套施肥思路后，在稳定粮食产量的基础上，氮肥用量相比农民传统过量施肥模式可削减约一半，既减轻农户生产成本，又减少环境污染，实现农学、经济、环境三重效益。

进入21世纪，70多岁的朱兆良依然没有停下脚步。

2003年，他担任中方组长，牵头开展“中国种植业的非点源污染控制对策研究”项目，从政策建议、环境立法和技术体系三个层面，为控制和治理农业污染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立足国家粮食安全大局，他还提出 “藏粮于土，藏粮于科技” 的重要技术路线。

朱兆良在测定氨挥发

来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从青丝到白发，朱兆良用60多年的躬身沃土，为我国农业理清了一笔关键的“生态账”。他既是治学严谨的科研工作者，更是一位心系百姓的“土地医生”。

科学家简介

朱兆良（1932年8月21日—2022年1月30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土壤农业化学家。

朱兆良长期致力于土壤氮素转化与农田氮素管理研究，是我国土壤氮素研究领域的拓荒者和学科带头人。他首次对稻田土壤供氮能力进行定量解析，提出了“区域平均适宜施氮量”的推荐方法，为协调我国农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作出了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1]朱兆良——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

[2]朱兆良：躬身沃土辟新路. 中国科学报. 2017-03-29.

[3]躬行大地 至诚报国——深切怀念朱兆良同志. 农工党中央宣传部. 2022-03-01.

[4]朱兆良：躬身沃土六十载，以“氮”报国. 中国科学家. 2019-08-29.

[5]中国科学院院士朱兆良：与梅并作十分春. 科苑党建. 2025-02-20.

来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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